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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31省市債務真實狀況全景圖(四)!最新版

作者:黃文濤、曾羽來源:文濤宏觀債券研究、債市觀察 日期:2016年11月23日 10:18

3.2.3  欠發達地區占比高,蘇浙遼魯豫縣域發債多。

就城投債發行主體的行政級別來看,在2013-2014年均存在大量未分類的債券,這主要是因為Wind的統計口徑與中債口徑有所不同,一部分被Wind劃分為城投債發行主體的平台公司所發行的債券並未被中債列入其城投債曲線樣本中,因此無行政級別分類。整體而言,各省城投債發行主體行政級別出現分化。

 

一方麵,省級平台發行規模占比在90%以上的區域逐漸增多;排除無分類部分的影響,2013年發行的城投債中,僅有重慶、北京、天津和上海四個直轄市省級平台發行占比超過90%,大部分占比均集中在50-90%之間,而到2015年共有9個省新發城投債中省級平台發行占比超過90%,除四個直轄市外,還有寧夏、青海、西藏、甘肅和雲南,其中寧夏、青海、甘肅和雲南四省2016年省級平台發行規模占比仍然保持在90%以上,這四個省份均為西部欠發達地區。

 

另一方麵,縣級平台整體發債規模與占比同樣大幅提升,2013年共有18個省通過縣級平台發行城投債,總規模640.5億元,占有分類平台總發行規模7.83%;2016年以來,已有19個省通過縣級平台發債,總發行規模2175.4億元,占總發行規模比重達到13.69%,占比超過15%的有江蘇、浙江、遼寧、山東、河南、貴州、湖北和湖南。

 

具體而言,江蘇、浙江、山東和遼寧縣級平台占比始終保持較高水平,自2013年以來,浙江和江蘇縣級平台發債占比均保持愛20%以上,2016年江蘇已發城投債中31.86%來自縣級平台,浙江占比則為28.06%;江蘇整體呈現高位提升的狀態,2013年以來縣級平台發展占比提高超過10個百分點。

 

新疆和福建則出現明顯的發行平台上移,其中新疆2014年縣級平台發債占比24.01%,居全國第3位,而2016年以來,新疆債務發行更多地向省級和市級平台轉移,縣級發行占比降至10%以下;福建2013-2014年縣級平台發行占比分別為14.62%和18.51%,2014年居全國第4位,2016年2015-2016年則均保持在10%以下。

 

 

此外,在經濟欠發達區域中,貴州縣級平台發行占比相對較高,自2014年以來始終位於15%以上,其中2015年達到20.70%,2016年占比為17.80%;與此同時,AG亚游集团發現貴州省級平台發行占比下滑趨勢比較明顯,自2013年以來,如不考慮無分類債券的影響,貴州省級平台發行占比由2013年700.25%降至2016年43.23%,即使考慮無分類債券,省級平台發行占比降幅也在20%以上。

3.2.4  貴蒙企業債偏好強,桂遼對於私募債偏好穩。

 

就所發行債券的類型來看,一般企業債占比下降較多,超短期融資券和私募債占比提升較快。整體而言,2014年前後企業債發行占比出現大幅跳水,2013年企業債發行規模3864.3億元,占比37.0%,2014年企業債發行規模6386.3億元,占發行總規模比重為33.46%,2015年發行規模降至2808.3億元,占比僅15.95%,2016年已發行規模3716.2億元,占比提升至23.39%,但較2014年之前差距仍超過10%。

 

2013年僅有北京、安徽和江西發行超短期融資券56億元,規模占比均在10%以下;2016年已有24個省發行超短期融資券共計2216億元,其中7個省發行規模占比超過20%,廣東占比更是高達43.41%。2013年僅有7個省發行私募債60.6億元,且發行規模占比均在5%以下;2016年已有24個個省發行私募債2913.6億元,其中有13個省私募債發行占比超過20%,其中黑龍江私募債發行占比42.37%;整體而言,券種選擇有著明顯的私募化傾向。

就不同省份而言,不同省份在券種選擇上也具有鮮明的特點。

 

貴州和內蒙古對於一般企業債的偏好始終較強,其中貴州和內蒙古2014年分別發行一般企業債202億元和110億元,占比分別為58.38%和51.64%,2016年已分別發行225.9億元和22億元,占比分別為45.74%和45.83%,雖然占比逐漸下降,但是相對排名在2015-2016年仍穩居前5位。

 

更加值得關注的是超短融和私募債的變化。北京、上海和廣東對於超短期融資券始終具有較強的偏好,2014年,北上廣分別發行超短期融資券155億元、80億元和90億元,占比分別為13.25%、12.43%和9.97%,分列全國第3、4、6位;2015年北上廣分別發行超短期融資券235億元、58億元和263億元,占比分別為24.37%、15.93%和30%,分列全國第5、7、1位;

 

目前仍有7個省從未發行過超短期融資券,分別為內蒙古、貴州、吉林、甘肅、寧夏、西藏和海南。各省對於私募債的青睞程度均有較大提升,從2015-2016年數據來看,山西、貴州、內蒙古和江蘇對於私募債的偏好較強,其中山西2015-2016年分別發行私募債25億元和60億元,占比分別為19.53%和39.74%,江蘇2015-2016年分別發行私募債479.1億元和252.5億元,占比分別為15.97%和26.71%;

 

廣西和遼寧對於私募債也有穩定的偏好,遼寧2015-2016年私募債發行占比分別為16.91%和21.30%,廣西2015-2016年私募債發行占比分別為13.27%和21.44%,均位居全國前10位。

 

3.3看地方政府債,上規模下利率。

 

2015年全國共發行地方政府債務38350.62億元,2016年至今,已經發行地方政府債務45679.21億元。在發行利率方麵,2016年較2015年而言,加權平均發行利率有比較明顯的下降,平均而言,降幅在40BP左右。

 

2016年1-8月已有26個省地方政府債發行規模超過2015年全年,其中天津、上海、湖南和廣東等區域發行進度較快,天津2016年已發行地方債規模達到2015年全年2倍以上,上海和湖南也均超過1.5倍;北京、江西、貴州和寧夏進度較慢,其中北京2016年地方債發行規模僅為2015年全年60.98%,江西也僅78.63%。

3.4典型案例分析,債務下降之因。

 

2015年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餘額較2013年6月下降的僅有重慶和湖北,降幅分別為4.55%和8.80%,那麽是什麽原因引起兩省債務餘額的下降,這裏以重慶為例介紹債務下降的原因。

 

3.4.1 重慶債務餘額下降,化解依賴經濟增長。

 

首先,重慶市債務的化解依賴於經濟的高速增長以及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不斷提高。2012-2016年,重慶GDP增速分別為13.6%、12.3%、10.9%和11%,連續十個季度領跑GDP增速榜,增速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自2014年以來,重慶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均保持10%以上的快速增長。高速的經濟和財政增長為重慶壓縮地方政府債務提供了基礎性的保障。

3.4.2  土出收入減債利器,地產周期確定性弱。

 

其次,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是重慶市化解地方政府債務的重要收入來源之一。

 

據國家審計署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末,重慶市本級及36個區縣政府承諾以土地出讓收入償還的債務占一類債務餘額比重高達50.89%。政府債務消減、債務率下降與土地出讓收入高速增長的關係是可以直觀看到的。2013年重慶全市總債務6925.90億元,總債務率高達88%,而到2015年全市總債務規模降至5603.40億元,總債務率也降至75%;

 

與此同時,2013-2014年重慶市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則保持高速增長,2013-2014年分別實現土地出讓收入1519.98億元和1665.04億元,增速均在10%以上。同時AG亚游集团發現,重慶市本級土地出讓收入占全市土地出讓收入比重在50-60%之間,土地出讓下沉至區縣一級;

 

這與重慶市政府債務的構成有較大關係,據國家審計署數據顯示,截止2013年6月末,重慶市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主要為區縣級政府債務,占比為73.06%。雖然土地出讓為政府債務化解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但是從可持續性上來說,卻存在一定的問題,2015年全市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1552.9億元,下降6.73%,其中市本級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855.9億元,下降4.75%,這就意味著區縣土地出讓收入降幅在9.1%左右。雖然土地出讓收入是減輕政府性債務的償債資金壓力的重要手段,但是仍麵臨較大的不確定性。

3.4.3  債務置換緩解存量壓力,PPP發力緩解增量壓力。

 

最後,通過債務置換緩解存量債務壓力,通過PPP模式緩解增量債務壓力。重慶市2015年共發行地方政府債券824億元,其中662億元為置換債券,162億元為新增債券,置換債券中,用於市級債務置換的規模40.5億元,用於區縣債務置換的規模621.5億元。

 

根據《重慶市2015年財政預算執行情況和2016年財政預算草案的報告》顯示重慶市2015年全年發行地方政府債券824億元,平均利率與同期國債相當,債券額度88%用於區縣,置換了當年到期所有存量債務,特別是將部分高息、短期債務轉換為低息、長期債務,降低年利息40多億元,極大減輕了利息負擔。

 

與此同時2014-2015年,重慶先後簽約39個PPP項目,總投資額2600億元,2016年重慶市已簽約34個PPP合作項目,投資金額超過1300億元;按照重慶在推動PPP改革之初作出的規劃,到2020年全市各類基礎設施投資將達到1.8萬億元,其中中央和地方財政投入約1萬億元,另外8000億元通過PPP方式籌集實現,平均每年實施約1300億元。

 

由於PPP模式下新建項目投資不計入政府新增債務統計,且以PPP方式推進的存量項目將把存量債務轉移至企業方,因此PPP既能有效帶動基礎設施投資增長,又確保了政府性債務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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